江漢大學教授   李衛東

目次

一、黨的“初心”與紅色血脈中的法治基因

二、歷史方位與四個階段法治建設的使命

三、百年法治的階段遞進與一脈相承

結　語

內容摘要

中國共產黨百年法治建設歷程分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四個大的歷史階段。因所處歷史方位不同,斗爭和建設任務不同,四個階段法治建設的目標、內容呈階段性發展特征。在“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指引下,中國共產黨始終以人民為中心,為人民民主與法治而奮斗,法治建設與其奮斗歷程始終同頻共振、同向同行,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幾個階段的法治建設與發展也一脈相承,層層遞進,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

關鍵詞

中國共產黨 　初心　使命　百年法治

2021年11月11日,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決議》開篇指出:“中國共產黨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來,始終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的初心使命。”百年光輝歷程,是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不懈奮斗的歷程,也是中國共產黨在民主法治建設道路上不斷探索,并最終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歷程。這一歷程經歷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四個大的歷史階段。雖然在每一個階段,由于階段性的目標和任務不同,法治建設與法治所呈現的形態均有差異,但由于黨對“初心”和 “使命”的堅守,四個階段的法治建設與發展具有一致的目標導向和內在邏輯。

一、黨的“初心”與紅色血脈中的法治基因

中國共產黨伴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偉大覺醒而產生。“偉大覺醒”是近代中國人民面對民族危機,救亡圖存、反對專制和追求民主斗爭的結果,也是中國共產黨產生的歷史背景和歷史動因。在中國共產黨的初心使命中,“為人民謀幸福”,首先要確立人民主體地位和人民的基本權利,包括自由、平等、民主等,這些只能在法治社會實現。“為民族謀復興”,更要求建立現代法治社會,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提供安全、穩定、有序的社會環境和堅強的發展保障。

中國最初的共產主義者,來源分為兩個大的部分。一部分是參與過辛亥革命的早期民主革命者,包括陳獨秀、董必武、林伯渠等。他們在辛亥革命失敗后繼續探尋中華民族解放的道路,最終發現和接受馬克思主義。還有一部分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以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包括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蔡和森等,他們受新文化運動時期形形色色的社會思潮影響,在各種社會思潮中努力探尋民族覺醒的道路,也在這一過程中逐漸發現和接受馬克思主義。這些早期共產主義者,無論來源如何,在接受共產主義之前都是熱忱的民主法治的追求者,對于“自由”“平等”“主權在民”等民主法治觀念,已有深入的接觸和認識。他們不僅一開始就認同和接受法治的價值,而且把這一價值觀念帶到他們創立的共產主義組織中。

在這些早期共產主義者中,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和中國共產黨的創始者,陳獨秀的法律思想十分豐富。早在辛亥革命前,陳獨秀就通過其主編的《安徽俗話報》,以法律的視角看待男女平等和國家治理問題,提出“一國的法律,……于國家治亂,都很有關系”。陳獨秀早期法治思想與其對自由、平等的民主追求直接相關,他指出:“西洋所謂法治國者,其最大精神乃為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絕無尊卑貴賤之殊。”1918年,陳獨秀在《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一文中進一步明確民主、共和、自由等與法治的聯系,認為“既然想改用立憲共和制度,就應該尊重民權,法治,平等的精神。”在《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一文中,陳獨秀再次強調,“個人之自由權利,載諸憲章,國法不得而剝奪之,所謂人權是也。”陳獨秀重視法律在民主社會建設和發展中的作用。1919年,在討論國內和平問題時,陳獨秀提出:“在社會的里面,固然不能說法律萬能。而在社會的表面,卻不能不尊重法律的假面。倘撕毀了這假面,我們利己損人本性,更難以制止了。”為維護法律的權威,陳獨秀提出政府要遵守法律,要尊重人民在法律內的自由。他提出:“我們要記住的正是政府一方面自己應該遵守法律,一方面不但要尊重人民法律以內的言論自由,并且不宜壓迫人民‘法律以外的言論自由’。”

作為在新文化運動中迅速成長起來的早期共產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在青年時代也對法治有過深入的思考,曾立志當法學家。在早期習作《商鞅徙木立信論》中,毛澤東充分肯定法治的功能,認為“法令者,代謀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毛澤東同志的早期法治思想也與人民權利和幸福有密切聯系。在毛澤東的法治觀里,法律的目的是為人民謀取幸福,因此法律是否完善、是否有益于廣大人民,是關乎人民幸福的重大問題。“法令而不善,則不惟無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懼,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毛澤東同志提出,為政者必須取信于民,要取信于民,則必須以法治國。

正是對民主法治的信仰和追求,這批共產黨人中,很多人在建黨以前就已經利用法律開展為貧苦大眾爭權益的民主斗爭。以武漢地區共產主義小組創始人董必武為例。辛亥革命后,董必武對資產階級的“民主法治”與民主政治產生興趣,致力于維護辛亥革命開創的民主共和制度。在首次湖北地方議員選舉中,為與舊官僚和立憲派爭奪議會席位,他專門回到家鄉黃安組織競選活動,聯絡進步人士,幫助戰友張國恩等當選為省議員。二次革命失敗后,董必武又和張國恩遠赴日本學習法律。后回國組織政治商榷會,開展反對北洋軍閥專制統治的斗爭。在斗爭中,董必武與張國恩合辦律師事務所,通過法律服務和法律援助等方式,幫助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維權。在護法運動失敗后,董必武開始系統學習和研究十月革命經驗和馬克思主義,由一個舊民主主義者轉變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1920年8月,董必武與陳潭秋、劉伯垂、張國恩、包惠僧、趙子鍵、鄭凱卿等在律師事務所中創立武漢共產主義小組。

武漢共產主義小組創設于律師事務所。創始人中,劉伯垂也曾留學日本學習法律,曾經擔任南京臨時政府法制院參事和廣東軍政府高等審判廳廳長等職,是位資深法律人。劉伯垂在武漢開展革命活動期間,也開設了一家律師事務所作為掩護。武漢共產主義小組,僅創始人中就有三位專業法律人,不久又有知名律師施洋加入。顯然,這個組織自誕生起就與現代法治有著密切的內在關系。其他地區共產主義小組創始者中,也有多名熟諳現代民主法治思想與精神的革命者,如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創始者李大釗畢業于天津法政學堂,在日留學期間曾深入學習和鉆研憲法學經典理論。李大釗尤其重視現代國家中憲法的作用和地位,提出:“憲法乃立國之根本法,尊嚴無上。”李大釗認為,憲法的目的是保證人民的自由及其他權利不受侵犯,而憲法上的自由,則是現代憲政國家國民生存的基本需求。“無憲法上之自由,則無立憲國民生存之價值……茍欲求善良之憲法,當先求憲法之保障充分之自由”。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創始者李達,則對法理學有深入的思考和研究,特別是分析了國家的階級性,認為法律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上的上層建筑。這些早期共產主義者在著述中對現代法治的精辟論述,表明他們對民主法治的追求與他們對共產主義的追求有著內在聯系。可以說,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之初,其血脈中就已經帶有法治的基因。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在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奮斗過程中,十分重視用法律作為斗爭的工具和武器。在武漢,劉伯垂一直以律師身份開展活動,“劉芬律師事務所”也是武漢地區共產黨的機關。在律師身份掩護下,1921年3月,劉伯垂直接領導了漢口人力車工人反對增加車租的罷工。這次罷工的勝利,是中國共產黨武漢臨時支部成立后通過合法斗爭取得的首次勝利。1923年的“二七”大罷工,劉伯垂是領導者。另一位重要領導人“勞工律師”施洋也以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京漢鐵路總工會法律顧問的身份組織和參與了本次罷工,并犧牲在反動軍閥的槍口下。

在立法方面,為促進勞工保護,1922年8月,成立不久的中國共產黨以其公開組織——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名義,向北洋政府國會眾議院發出關于勞動立法的請愿書,并提出《勞動法案大綱》。請愿書認為國會應在憲法中規定保護勞工的條文,并提出了“人民一律平等”“國內工人亦當受法律保護,不得任意歧視”等法律建議條款。這次立法請愿是中國共產黨通過立法活動維護勞工權益的一次嘗試,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法律思想在立法領域的最早實踐。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際,正是各地自治運動蓬勃開展之時。自治運動鼓吹人民“民治”,反對軍閥“專制”,與共產黨追求的民主革命思想有一些共同之處,各地的共產主義者也積極投身這一運動中。在武漢,1921年8月董必武、劉子通和張國恩等人組織湖北憲政討論會,從法律角度研究省憲問題,力圖促進湖北省憲大法早日產生。在長沙,毛澤東先后撰寫二十余篇文章和書信,提出建立“湖南共和國”的主張。在“主權在民”等現代法治觀念的影響下,毛澤東反復強調湖南的自治運動應該由民眾發起,并指出“假如這一回湖南自治真個辦成了,而成的原因不在于‘民’,乃在‘民’之外,我敢斷言這種自治是不可能長久的”。

通觀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法治思想和法律實踐,與舊民主主義者相比,有一個鮮明的特征,即對廣大人民的利益,特別是對工農群眾權利的關注和維護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政黨和社會團體。在民初頒布的憲法和其他法律中,盡管也有籠統的“國民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權”等表述,但事實上人民的權利得不到保護。民國初年,無論是北洋軍閥還是國民黨新軍閥,其統治的實質還是獨裁和專制。統治者代表的是軍閥官僚、封建地主豪紳和買辦資本階級的利益,不可能真正給予廣大民眾民主權利。中國共產黨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其階級屬性決定了他的法治思想和實踐都是圍繞人民的利益展開的,因此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之初就開始對資本主義法治的虛偽性進行批判。建黨之初,李達提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者和資本家之間表面上看似平等、自由,但實際上勞動力的買賣并不自由,在雙方所訂立的勞動契約中,“勞動者與雇主是不平等”的。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勞動人民不斷為社會創造財富,但法律卻無法保障他們能獲得相應的報償,因此勞動階級便希望通過改造法律來實現自己的利益。在此情況下,“經濟上的階級斗爭遂顯現出法律上之階級斗爭矣。”中國共產黨在其“一大”通過的黨綱中明確自己的歷史使命為“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消滅資本家私有制”。這一使命確立了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為人民謀幸福的奮斗目標,該目標也成為中國共產黨法治思想的理論基礎。在“二大”上,中國共產黨又對自己的奮斗目標進行更詳盡的說明,即建立無限制的普遍選舉制,保障人民“有無限的選舉權”,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的絕對自由”,廢除治安警察條例和壓迫罷工的法律,改良司法制度等,進一步提出了具體的法治建設目標。

早期共產黨人這種以人民為中心、以工農利益為依歸的法律思想成為此后中國共產黨法治建設的基本遵循。大革命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的主導下,武漢國民政府頒布了《佃農保護法》《湖北省勞資仲裁委員會組織條例》《湖北臨時工廠條例》等一系列保護農民和勞工的法律法規。在制定《湖北省懲治土豪劣紳暫行條例》時,還將草案在報紙上予以公布,征求廣大群眾的意見,開了民主立法、開門立法的先河。土地革命時期,《憲法大綱》明確提出:“蘇維埃全部政權是屬于工人、農民、紅軍和一切勞苦大眾”。這個原則也體現在土地、勞動、婚姻和其他刑、民事法律中。

二、歷史方位與四個階段法治建設的使命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議》,將黨的百年奮斗歷程分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四個大的階段。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由于所處的歷史方位不同,黨面臨的斗爭環境不一樣,黨的主要建設和斗爭任務也不一樣,表現在法治建設上的使命、目標也各有差異,呈現出階段性發展的特征。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根本社會條件”。與革命任務相適應,法治建設的主要任務是要推翻舊法統和國民黨的反動法律制度,探索建立新的民主主義的法制體系,法治建設與革命斗爭合為一體。這一階段歷時較長,經歷了建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建立新民主主義國家幾個不同歷史時期,斗爭條件和斗爭形勢不斷發生變化,表現在法治建設方面有以下特征。

首先,因革命斗爭的需要,無論在理念還是在實踐上,法治建設與發展的革命色彩濃厚。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黨主要作為革命政黨存在,革命法治的思想占主導地位,并服務于黨為了奪取政權而進行的軍事與政治斗爭。在法治建設上,黨不僅要“立新”,更要“破舊”。因為只有“破舊”,“立新”才具備相應的基礎和條件。只有徹底廢除舊法統,才能建立新的民主法治。法理上,革命法治觀強調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集中反映,是由國家制定并強制實施的行為規范,其功能是保護和維護統治階級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無產階級只有推翻資產階級政權,才能真正獲得民主權利。

早在1922年,李達在《勞動立法運動》一文中就指出資本主義法律的虛偽性,表示“我們勞動同胞,在國際受不到人道的保障,在國內受不到法律的保障”。勞動者只有團結起來,取得罷工和結社自由的權力,才能避免與打破舊惡勢力苛酷的法律支配。建黨初期,中國共產黨曾一度與國民黨聯合,共同組成民主主義革命聯盟,積極參與并主持了部分廣州國民政府和武漢國民政府面向工農大眾的系列民主立法,開展了早期革命法治的探索和嘗試。然而,由于國民黨右派叛變革命,對中國共產黨大肆屠殺,一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倒在血泊中。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及時總結經驗和教訓,提出“槍桿子里出政權”的論斷,帶領中國人民開展武裝革命,走上獨立自主的革命道路,開始根據馬克思主義法制思想和中國革命實踐,著手建立工農民主政權及其法治。在這一理念下,革命根據地時期頒布的法律特別強調法律的階級性,對剝削階級的打擊,以及對工農大眾的保護。1928年冬,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頒布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部專門的土地法規——《井岡山土地法》。該土地法規定包括山林在內的一切土地收歸蘇維埃政府,由蘇維埃政府統一分配給農民使用。該土地法改變了幾千年來封建土地關系,保障了農民和手工業者對土地的合法權益,體現中國共產黨代表以人民利益為依歸的本質特征。此后,無論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以下簡稱“《蘇維埃土地法》”),還是解放戰爭時期的《中國土地法大綱》,都貫徹這樣的立法宗旨。1931年11月7日,中國共產黨在瑞金頒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以下簡稱“《憲法大綱》”),這是一部人民民主性質的根本大法,明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實行工農民主專政,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法治建設的人民性和民主性特征。根據這個基本大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行政法、刑法、民法、經濟法等其他法律法規和司法制度相繼建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立足保護工農利益,對少數剝削者進行專政,最具廣泛性的民主的法律制度,其立法思想和基本制度一直延續到新中國成立以后。

其次,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法治建設在進程上具有漸進性、階段性和過渡性特征。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黨從無到有,從小變大,從局部執政到全面執政,法治建設也與之同步。建黨初期,中國共產黨明確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主張與小資產階級建立民主主義的聯合陣線,召開國民會議并制定憲法。認為“只有國民會議才能代表國民,才能夠制定憲法,才能建設新政府統一中國”。提出通過采取普遍選舉制,保障人民“在各級議會、市議會有無限制的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的絕對自由”,同時廢止《治安警察條例》以及其他壓迫工人罷工的刑事法律,改良司法制度,制定保護包括女工、童工在內的勞工保護法等法治建設主張。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開展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斗爭。在斗爭中,將革命立法和司法作為推進民主革命的重要手段,先后制定了鎮壓土豪劣紳阻礙農民運動的《湖北省懲治土豪劣紳暫行條例》,保護佃農的《佃農保護法》,以及保護工人階級合法權益的《湖北省勞資仲裁委員會組織條例》和《湖北臨時工廠條例》,保護婦女財產權的《財產繼承的決議》等法律或決議。然而。由于國民黨階級屬性的局限,特別是國民黨右派的阻撓,這些努力取得的成效有限,法律法規實施的范圍也有限。“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后,國民黨對共產黨和革命群眾瘋狂鎮壓,也讓中國共產黨認識到獨立自主開展法治建設的必要性。

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后,中國共產黨開始獨立自主地開展武裝斗爭,建立紅色根據地,圍繞土地革命運動,在根據地開展了以工農群眾為中心的法治建設活動。秋收起義后,毛澤東率起義部隊在井岡山創建革命根據地。剛剛站穩腳跟,就開始通過法治建設來推行黨的主張,制定和頒布了包括《臨時政綱》《井岡山土地法》《興國土地法》等在內的法令法規。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瑞金宣告成立后,立即頒布了《憲法大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選舉細則》《蘇維埃土地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等重要法律法規,將黨的反對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謀求中國人民解放的政治主張、治國理念,以及對農民、工人和婦女兒童的保護通過法律表現出來。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圍繞抗戰救國這一中心任務,積極開展抗日民主政權的法治建設。根據《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自1937年開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邊區政府先后頒布了《陜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以下簡稱“《施政綱領》”)《陜甘寧邊區各級參議會組織條例》《陜甘寧邊區政府組織條例》《陜甘寧邊區選舉條例》《各級參議會選舉條例》等法律法規,將黨團結邊區人民和各黨派團體,動員一切人力、物力堅持持久抗戰的思想和政策方針通過法律予以實施。在繼承蘇區以工農群眾為中心的法治建設成果基礎上,中國共產黨繼續依靠人民,大力推進人民民主建設,特別是在人權保障立法方面取得新的進步。為加強抗戰軍民團結,保障民主發展,自1940年起,陜甘寧、山東、冀魯豫和晉西北等抗日根據地紛紛頒布和實施人權保障立法,如《陜甘寧邊區保障人權條例》《晉冀豫邊區保障人民權利暫行條例》《山東省人權條例》及《渤海區人權保障條例執行細則》等。這些人權保障法規對“人權”的概念進行了明確的規定,對以人身自由為核心的人民各項自由權予以保障,并對政府、軍隊、公安和司法機關的權力進行了限制,開創了中國人權保障立法的新篇章,體現了中國共產黨法治建設的人民屬性。

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一方面繼續執行抗日民主政權的政治法律制度,一方面圍繞奪取政權這一目標,開展了人民民主政權法治建設的新探索。在東北、華北等解放區,一批新的施政綱領或方針陸續頒行,將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政治、經濟綱領和基本政策方針系統化和法律化。如《陜甘寧邊區憲法原則》(1946年4月)將人民代表會議確定為人民民主政權的基本政治制度,并規定了民族區域自治原則,《華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針》將解放華北和解放全中國的任務寫進法律,規定建立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并建立由政府編制經濟建設計劃,以國營經濟為領導的國民經濟體系。1949年4月,華北人民政府根據中共中央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及確立解放區新的司法原則的指示,發布《華北人民政府訓令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及其一切反動法律》的訓令,指出國民黨的法律是為了保護封建地主、買辦和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與鎮壓廣大人民的反抗,是國民黨反動派套在人民頭上的枷鎖,決定廢除國民黨法統,“各級人民政府的司法審判,不得再援引其條文。”中共中央的指示和華北人民政府的訓令明確了解放區民主法治建設的新原則,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法治建設的新發展,也為此后新中國的法治建設指明了新方向。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在法治建設上不斷探索,總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等寶貴經驗,很多思想和經驗閃耀著現代法治的光輝,也是當代法治建設的重要資源。但由于民主革命的階段性,這一時期的法治建設的完整性、系統性還不夠,是為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打基礎和作準備,具有探索性、過渡性特征。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這一時期,黨是執政黨,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法治。1953年,黨正式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通過三大改造,以及制定憲法等一系列法治活動,至1956年,不僅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而且將我國現行的國體、政體、國家結構形式以及政黨制度都確立下來,相應的司法制度也建立起來。這一時期我黨法治建設的基本目標和特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在建設初期,法治發展與國家制度建設和政權建設同向同行,為社會主義制度打下堅實的政治與法律基礎。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將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法治建設的經驗加以總結和繼承,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以下簡稱“《共同綱領》”)等法律法規的制定,初步確立了新的民主法制。1954 年,黨領導制定和頒布《憲法》,將國家的基本制度確定下來。不久,黨的八大又提出,為了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建設的秩序,保障人民民主權利,必須“健全我們國家的法制”。自從1954年頒布憲法至1957年,全國人大、國務院制定的法律法規,以及國務院各部委制定的較重要的法規性文件,多達731件。這些舉措把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建設制度化、法律化,法治建設與黨在這一時期的歷史使命保持一致。

另一方面,由于后期對法治認識的偏差,沒有處理好黨和民主、法制的關系,導致法律虛無主義泛濫、法律被邊緣化,黨和國家、人民均遭受空前浩劫。文革時期,民主法制更是遭受嚴重破壞,人民的自由和生命財產得不到保護,公民權利被嚴重侵害,留下深刻的教訓。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繼續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使人民擺脫貧困、盡快富裕起來,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證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盡快富裕起來”要求國家工作“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提供體制保證”則要求健全的法律制度。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針對“文化大革命”嚴重破壞民主法制帶來慘痛教訓,作出健全和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的重大決定。會上,鄧小平同志提出要將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切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保證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權。”這次會議開啟了新時期法治建設的新征程。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同時社會秩序不穩定,違法犯罪問題較多。鄧小平同志提出“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各種犯罪活動”。因此依法嚴厲打擊經濟領域的犯罪活動,積極開展經濟立法以保證推進國家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到商品經濟、再到市場經濟的順利轉型,成為此階段法治建設重要任務。這一階段法治建設不僅要恢復被文革破壞的民主法制,同時還要讓法制成為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這一時期的法治建設,成為黨運用法律確認和保障經濟體制改革深入推進的重要實踐。“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也成為法治建設的特征。

改革開放后的法治建設新實踐,不僅為改革開放營造了良好的社會秩序和政策環境,還極大地促進了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新發展。這一時期,大量新的法律被制定和頒布。1979年,包括《刑法》《刑事訴訟法》等七部法律相繼頒行實施。1982年,新修訂的《憲法》頒布。新憲法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 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 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新憲法還增加了“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等規定。在構建完整的法律體系的同時,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也得到加強和完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職權得到進一步明確和加強,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也不斷完善和發展。此外,黨開始加強黨內法規建設,開啟依法從嚴治黨。在此基礎上,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正式將“依法治國”確定為國家基本方略,標志著黨在運用法治方式治理國家方面進入新的歷史階段。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開啟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征程,朝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繼續前進。”新時代是一個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時代。就法治建設而言,就是要繼承和發揚黨在歷史上形成的成功經驗,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全面實現依法治國。

在新時代,黨把法治建設擺在更高的高度。從黨的十八大報告確立“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十六字方針,到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再到黨的十九大提出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的目標,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進行了全面系統的頂層設計,黨在法治建設上表現的決心,以及工作的力度、幅度和深度前所未有。

與此前幾個階段相比,“全面”性成為新時代法治建設的突出特征。黨的十八大報告確立的“十六字方針”,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四個方面說明了法治建設的全面性。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全面依法治國戰略。對于依法治國的“全面”性,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說:“沒有全面依法治國,我們就治不好國、理不好政,我們的戰略布局就會落空。”

新時代依法治國的“全面”性,首先體現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上,是“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一部分。其次體現在建設內容的廣度上,即“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全覆蓋,“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以及依法治國與依規治黨相統一等。第三,體現在精神文化價值層面的深度上,即全黨和全國人民牢固樹立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信仰,法治精神、法治意識和法治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至此,我黨在法治建設上,已經從早期革命的工具,到國家制度的基礎,到經濟體制改革的保障,發展到引領改革、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與戰略。

三、百年法治的階段遞進與一脈相承

通觀中國共產黨百年法治建設與發展歷程,我們看到,在“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的指引下,中國共產黨的法治建設與其奮斗歷程始終同頻共振、同向同行,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這個過程中,法治建設與發展的幾個階段雖然工作重心和任務不同,特征各異,但這幾個階段又一脈相承,層層遞進,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

首先,四個階段的法治建設和發展在不同的歷史方位上始終與時代同行,與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相適應,實現了從革命法治到人民民主法治,再到協同改革法治,進而到全面治理法治的層層遞進。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的任務主要是“革命”,即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奪取政權,建立人民民主政府,讓人民當家作主。在法治建設上實行的是“革命法治”。“革命”意味著要否定和推翻舊的政治與法律制度,并構建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政權與法治。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中“法律是統治階級的意志表達”的重要思想,中國共產黨早期的法治思想和法治建設活動主要是揭露資本主義法治的虛偽性和反動性。中國共產黨成立不久,就對外發布宣言,要實現人民結社、集會、言論和出版等自由,并“制定關于工人和農民以及婦女的法律”。革命根據地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一系列民主立法,將黨反對封建剝削、爭取婦女解放、保護農工、保障人民權利等政治主張融入到法治建設中,探索出包括“馬錫五審判方式”等在內的人民司法審判方式,有效地運用法律手段化解人民群眾的矛盾,解決問題和糾紛。1949年初,解放戰爭進入尾聲,毛澤東針對蔣介石元旦《新年文告》中提出的“不破壞民主憲政”“不中斷法統”等和談條件,針鋒相對地提出《關于時局的聲明》,明確“廢除偽憲法”“廢除偽法統”的主張。同年2月,中共中央發布《中央關于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與確定人民的司法工作原則的指示》,明確指出:“法律是統治階級以武裝強制執行的所謂國家意識形態,法律和國家一樣,只是保護一定統治階級利益的工具”,“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國民黨的六法全書作依據,而應該以人民的新法律作依據”,宣布廢除國民黨政權的所有法律法規。同年9月29日,政協一屆會議通過《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政權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各級政權機關一律實行民主集中制”。以共同綱領為基礎,《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等法律法規被制定和頒布,新的國家制度建立起來,奠定了新的民主法治的政治基礎。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舊的法統已經粉碎,迫切需要建設社會主義新的法治。一方面,初生的人民共和國面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孤立和封鎖,國民黨殘余勢力還在不斷地進行破壞,封建主義殘余仍未肅清,社會秩序和國家安全需要新的法律維護。另一方面,新中國人民當家作主,人民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民主與自由,這些民主和自由需要相應的法律制度予以保證。在新的國家法律制度和體系構建中,《共同綱領》作為臨時性憲法,通過對“人民”這一概念和范圍的界定,以及對人民各項經濟、政治和民主權利的列舉,確立了人民在新中國的主體地位,開啟了“人民民主法制”的制度構建。1954年《憲法》,用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以及相應的政治、經濟制度和行政、立法、司法制度確立下來,確認了公民的民主權利和自由,為人民行使管理國家和管理社會事務的權力提供了堅實的法律基礎。在黨的“八大”所通過的政治報告決議中,黨中央提出:“必須進一步加強人民民主的法制,鞏固社會主義建設的秩序。國家必須根據需要,逐步地系統地制定完備的法律。一切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必須嚴格遵守國家的法律,使人民的民主權利充分地受到國家的保護。”隨著憲法、國家機構組織法、婚姻法、土地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相繼頒布,以及人人平等的法律觀點得到貫徹執行,人民民主法制確立下來,法治建設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局面。由于對國內外斗爭形勢的錯誤判斷,自1957年開始,階級斗爭日益擴大化,用政策代替法律,用運動沖擊正常的社會秩序與政治生活,導致法律虛無主義泛濫,最終導致十年浩劫,給人民權利造成極大侵害。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是發展模式的探索和選擇,要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實行改革開放。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針,到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依法治國”基本方略,這一時期,黨在法治建設上更加重視法律的規則和秩序價值,重視運用法制手段保持社會的穩定,保護生產力的持續發展,保證改革開放事業的順利進行,形成協同改革法治。協同改革法治觀念首先重視對人民權利的保障,提出“沒有社會主義的法制,就沒有社會主義民主”。其次,協同改革法治重視對法律的穩定性、連續性和權威性的維護,主張利用法制維護政治、經濟和社會秩序的穩定性,強調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此外還提出黨要學會使用法律武器維護安定團結。第三,協同改革法治還重視經濟立法,主張用法律的手段調節經濟秩序,維護經濟穩定。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該決定提出: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和國民經濟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關系和經濟活動準則需要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國家立法機關要加快立法”。黨的十四大報告也明確提出要加強立法工作,“特別是抓緊制訂與完善保障改革開放、加強宏觀經濟管理、規范微觀經濟行為的法律和法規”。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明確提出:“改革開放與法制建設相統一,20世紀末初步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律體系”。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協同改革法治,維護了社會和諧穩定,極大的改善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法治環境,促進了社會主義經濟從商品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黨的十八大以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新時代,黨比任何時期更加重視法治建設,將法治作為國家治理的基本方略,形成了習近平法治思想,促成了全面治理法治的形成。黨的十八大提出“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要重視和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新十六字方針。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專門研究了全面依法治國問題,并“就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作出頂層設計和重大部署”,同時“統籌推進法律規范體系、法治實施體系、法治監督體系、法治保障體系和黨內法規體系建設”與改革開放初期提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十六字方針相比,新的十六字方針更加重視法治的價值理念,更加遵循法治發展的客觀規律。在立法層面,舊十六字方針對應的是法律“有沒有”的問題,而新十六字方針則關注立法“好不好”的問題,關注立法是否科學,是不是良法善治。在執法層面,舊十六字方針強調法律的權威和尊嚴,新十六字方針則更強調執法的規范、公正、透明和文明,關注公正司法,確保法律嚴格實施,守護社會公平正義。在守法層面,舊十六字方針強調法律的強制性,新十六字方針則更關注人民對法律的認識和信仰,強調增強人民法制觀念,把全民守法當作依法治國的基礎性工作。黨的十八大以來,法治在國家政治與社會生活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

其次,各階段的法治建設既與時俱進又一脈相承。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肩負著探索民族獨立、民族復興和民族強盛道路,探索法治建設道路的重任。在探索中,中國共產黨始終牢記“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堅持將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相結合,法治建設在不斷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創新和發展。

回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百年法治建設歷程,我們看到不論是紅色根據地時期的立法和司法,還是新中國成立后的法律制度,無論是戰爭年代為爭取民族解放頒布的法律法規,還是新時代系統的法治建設,基本的理念和精神是一致的。如根據地時期的立法和司法,具有明顯的探索性特點,雖然制度不夠完整,法律法規也不夠全面,但其形成的經驗和模式,成為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源頭。解放戰爭時期,各解放區人民民主政權發布的各項法律和建立的人民司法制度,實際上是后來新中國法律制度的雛形和預演。實際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的諸多法理問題,如黨的領導和主權屬于人民的關系、黨的領導與法律權威的關系、法律制度與人民自由的關系等,在革命根據地時期已經有深入的研究和探索。百年法治發展的四個階段,每一個階段的法治建設都在所處歷史方位的基礎上,形成了符合時代需求的理論和模式。這些理論和模式薪火相傳,在揚棄中創新,在創新中發展,保持了不竭的生命活力。

在堅守“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上,早在建黨前后,陳獨秀、毛澤東呼吁實行“民治”,貫徹主權在民的理念,把國民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法律。李大釗則提出“平民主義”,提倡實行“人民的統治”。這些思想和觀念都蘊含著“人民至上”的現代法治理念,與社會主義法治觀完全契合。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又把爭取人民解放、維護人民福祉等寫入黨的綱領。同時在宣言中呼吁保護勞工,提出制定維護工人、農民以及婦女的法律。土地革命期間,紅色政權制定頒布的《憲法大綱》,對工農大眾享有廣泛的政治民主權利進行明確規定,還規定工農大眾的政治經濟利益受法律保護。抗日根據地時期,陜甘寧邊區政府頒布《施政綱領》,對勞動保護和減租減息進行規定,保障了工農大眾的權益。解放戰爭時期,通過頒布《中國土地法大綱》等法律法規,將廣大農民從長期的封建剝削中解放出來。新中國成立后,無論是《共同綱領》還是1954年憲法,都明確了人民的主體地位。改革開放后,人民民主制度不斷發展,1982 年憲法突出規定了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保障。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更是把“以人民為中心”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涵。在法治建設上提出“全面依法治國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是人民,必須堅持為了人民、依靠人民”,“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權益”,要求全黨“要恪守以民為本、立法為民的理念,使每一項立法都符合憲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擁護”。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雖然表達方式不同,內容也不完全一樣,但這些理念的發展從未中斷,一脈相承,與時俱進,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法治的人民屬性。

結 語

縱觀中國共產黨百年法治建設歷程,是把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時代化和中國化的歷程。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以人民為中心,為人民民主與法治而奮斗,逐漸形成了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理論和發展模式。新中國法律制度的重要創建者董必武同志曾說:“我們黨從井岡山革命政權的時候起,就有了自己的政法工作。人民的政法工作和軍事工作、經濟工作、文教工作一樣,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領導下,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逐步積累起豐富的經驗,形成了自己的優良傳統。這就是服從黨的領導、貫徹群眾路線、結合生產勞動,為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服務。”百年前,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李大釗說:“無限的過去都以現在為歸宿,無限的未來都以現在為淵源”。百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偉大奮斗,雖歷經坎坷,“但對法治矢志不渝”,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面對下一個百年,繼承和發展中國共產黨百年法治建設的智慧與經驗,將進一步促進法治中國宏偉目標的早日實現,未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也將獨放異彩,在人類法治發展史上書寫精彩的華章。

作者：李衛東（江漢大學黨委委員、副校長、宣傳部部長，教授）